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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游击战的典型:883天的沁源围困战

时间:2018-01-13 21:48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www.mtpfa.cn
敌后游击战的典型:883天的沁源围困战

  记者乘车离开山西沁源时,在距城关百公里之遥一个偏僻小村的路边,看到一座保存相当完好的文昌阁。除了沁源边远灵空山里的圣寿寺——那里由于位于游击区而幸免于战火——这个由乡里自发捐资建立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古朴建筑似乎能让人勾勒出沁源当年的文明和历史。据当地史料记载,当丁玲在1937年冬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的身份来到位于山西太岳山根据地腹地的沁源县时,曾说这是从孔祥熙老家太谷以来见到过的最大的地方。从县志可以了解,自隋代立县以来,直到1941年前,沁水边尚存在一座胜过今天平遥的美丽古城,它最后一次修缮时间是在1926年。

  当记者从长治前往沁源采访的途中,车上偶遇的一位****正好是围困战的研究**好者,他向记者提到沁源人在长达两年半围困日军的战斗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以及战争对于这座古老山城的彻底毁灭:“……最可惜的是城边的文昌楼,那是沁源最美丽的建筑,竟被日本人当作存粮的仓库。为了早点赶走日本人,游击队一把火把它烧了。”

  当临县平遥因为在敌占区而意外存留一份世界文化遗产时,沁源人为**战付出了家乡历史文化被彻底毁灭、全县近1/8的生命死亡的代价。但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永载史册的经典:8万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沁源人,以一场永不妥协的围困和艰苦卓绝的坚忍,以883天内273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并****迫使残忍的日本人逃离沁源。

  1942年12月的一天,山西长治沁源县乌木沟民兵队长胡元锁带着姚友一到后山疙瘩上看“树哨”。这个在中国**战****中的经典镜头,这一天也是后来成为贵州铜江军分区副政委姚友一**战的起点。即便是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沁源**战记事》里,他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很晴朗,微微刮着点风。在这美好的冬日里,他却丝毫不敢放松**戒,眼睛时刻盯着城关方向,“但心情是愉快的”。

  记者前往的晋东南太岳山区本是山西最美丽的地方之一,1942年秋,那里正遭受日军残酷的扫荡。胡元锁交给姚友一的任务是利用“树哨”向附近各村发信号。自从日本人在1942年10月占领县城后,正在县高小读书的姚友一随父母逃到城西的乌木沟,白天钻山沟躲扫荡,太阳落山才敢烧火做饭。为了避免疲于奔命,沁源群众发明了利用山顶的小树打信号。

  “这是个重要路口,所以栽了三棵树,知道怎么打信号吗?”姚友一认为胡元锁总把他当孩子看,“**日政府宣传几次了,这谁不知道?”胡元锁还是不放心这个关系部队和群众的生死大事:“平时看你聪明,就怕日本鬼子一出现,吓得你慌了手脚!我再给你说一遍:远远发现鬼子来了,就放倒这一棵;看准鬼子确实是向乌木沟来就放倒第二棵;敌人逼近,情况危急,就赶紧放倒第三棵……”结果,姚友一说他在一个小队的日本兵出现后,准确地放倒了两棵消息树。沟口上胡元锁带领民兵早已埋上了地雷,日本人没敢深入,烧毁了沟外的前村走了。姚友一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的**行。

  压迫下的觉醒

  沁源本是位于山西长治地区最西部的偏远山区县,县西北的绵山正是当年春秋时期晋国介子推隐居的地方。记者从长治乘车前往,100公里的路仍需近3个小时,中间还经历了一次塌方。1937年底,薄一波率山西青年**敌决死队第1纵队在这个偏僻的山城开辟了太岳根据地,沁源从此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在古老的绵山遭日军彻底焚毁后,30年代末的沁源同样未能避免日军的毁灭。

  1940年秋,百团大战进入最后阶段。15岁就参加八路军的沁源人史直佑参加了著名的关家垴之战。这场百团大战的闭幕战至今褒贬不一,原因是彭德怀不惜代价要求全歼被围日军。****部队正是自沁源参战的八路军太岳纵队决死第1旅的部队,史直佑当时在第38团1营3连当战士。他在回忆录《**日战争记事》中谈到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彭德怀副总司令当时亲自做战前动员说,‘我军已将日寇几千人包围在关家垴村,天亮之前要发动总攻,这批日本鬼子多次乘我太岳部队参加百团大战之机,疯狂向我太岳地区进行三光扫荡……如果你们冲不上关家垴,消灭不了日寇,我就取消你们团的番号……’”

  史直佑说,彭德怀的命令之所以如此坚决,除了希望能通过硬仗锻炼部队的攻坚能力,最主要的原因可能与日军当时对太岳军区的残酷扫荡不无关系。1940年秋末,日军在遭受百团大战重大打击后,以“铁壁合围、反复合击”的战术疯狂向太岳根据地进行报复。那年秋天,裴润从介休县农会调到沁源县农会任农会主席,正遇上日军秋季大扫荡。他在回忆录《难忘的绵上县两年》(1941年,为**战需要,沁源县以朱王岭为界分为北部的绵上县和南部的沁源县)中写道:与1938年和1939年的大扫荡不同,这次日军公然以“三光政策”进行报复。“郭道是沁源北部的重镇,几百户村民和商店房屋全部化为灰烬,仅剩下一个关帝庙(日军所到之处皆不烧关帝庙)和一所高校的校舍。”当时沁源全县不过8万多人,被****口竟达到4900人,其中数百户人家被杀绝;全县95%的房屋被烧毁,粮食除了被抢掠外全部被烧毁。沁源境内除了王和、王陶、柏子****村外,全县村镇基本被烧光。

  邱坤英就是受鬼子扫荡损失最惨重的韩洪乡人,当时的他还是一个孩子。“日寇进行大扫荡时,我们防御知识少得可怜,想的狭隘,以为躲就可以避免灾难,总是躲到小庄、古庙、煤窑里。有的年龄大,行动不便的人,只从街中心住处,躲到村边僻静的房里。有时在小庄户人家炕上就要坐几十个人,坐的还有一定次序,炕沿边是老太太,中间是年龄稍大的或者小孩,最后就是年轻媳妇和大点的姑娘,这些年轻人的脸上都用锅底灰抹得乌黑,头上包的黑布头巾。”丘坤英在《以**日民族救亡》中写道。

  当时的沁源县****党委书记刘开基在1965年8月17日刊载于《山西日报》上的文章《围困沁源》中回忆说,虽然当时的党政群团反复做工作,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但是由于一些****缺乏经验,加上一些群众不听政府劝告,认为“谁家来了他也不会不要群众”,“日本人来了我们也不过交粮纳税就是了”,不肯转移,结果在日军三光政策下遭受了惨重损失。

  1940年秋的日军大扫荡让太岳区群众情绪受到了很大打击。受害群众不了解八路军由于主力部队外出作战,因而埋怨政府和军队没有保护他们;一些坏人则散布****,说“八路军、决死队不打日本光开会”,“八路军游而不击”。反扫荡结束之后,在军需民食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党政军民脱产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甚至群众有不自觉地“怨八路”掩盖了“恨日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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